“勤读勤写,始终一书生”:钱穆的读书为学
中国文明网 www.wenming.cn   2010-11-16    来源: 学习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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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命运往往厚此薄彼,难显公平。当我们慨叹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,却不得不感慨上世纪上半叶大师成批的出现。成批的大师中,甚而有不少没有上过大学、缺乏完整教育经历的。他们凭借自学、苦学,开辟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,并得以跻身大师行列。这当中,钱穆(1895―1990)是一个代表。

    钱穆,江苏无锡人,12岁丧父,因家贫无望上大学,1912年,18岁的他中学没有毕业即退学,只好自学。也就是在那一年,他开始了此后“读书、教书、著书”的人生历程。前后教过10年小学,8年中学。1930年,36岁的钱穆凭一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深获顾颉刚赏识,经他推荐,到燕京大学任教,从此走上大学讲坛,任教于南北各大学,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,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多年。他自称“上堂教书,是我正业”,更可贵是1949年后出走香港,在“手空空,无一物”的艰难环境中创办新亚书院,为香港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。

    钱穆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中,自成一派,主张博通以区别于一味求专精的主流史学。抗战期间在云南蒙自撰写的《国史大纲》,是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通史著作,书中鲜明提出要对本国历史抱“温情与敬意”。后渐转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与阐发,晚年致力于朱子学研究,留下巨著《朱子新学案》,临终前领悟“‘天人合一’论,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”。

    钱穆凭自学成才,虽然他说:“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,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。除非是万不得已,才采取自学的途径。因为在学校里,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,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,增进内心的修养,完成伟大的人格,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,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。”但他能够成就如此的学问人生,在读书为学上自有他的过人之处。

    他最大的过人之处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所在,在一篇文章中他说:“我没有机会进大学,从十八岁起,即已抗颜为人师,更无人来作我师,在我旁指点领导。正如驾一叶舟,浮沉茫茫学海中,四无边际,亦无方针。何处可以进港,何处可以到岸,何处是我归宿,我实茫然不知。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,亦无人对我有拘束。我只是一路摸黑,在摸黑之中渐逢光明。所谓光明,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。因有喜悦,自易迈进。因有迈进,更感喜悦。如此循循不已,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,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,觅得了我自己,回归到我自己,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。”这段文字,把他读书的甘苦所得都原委道尽,可以看作他多年自学摸寻读书门径的心路写照。原来,读书做学问并非只是一味地苦,也自有它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,有它自在的喜悦。他的侄子钱伟长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:“他在苏州任教(中学)时,朝迎启明、夜伴繁星的苦读,经、史、子、集无不精读,时而吟咏,时而沉思,时而豁然开朗。我看他读书的滋味,简直胜过任何美餐。”正是那内心的喜悦促成向上的一机,让钱穆找到了自我真正的价值所在。

(责任编辑: 王小伟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