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仪漫谈:中苏中俄称呼同志(中)
中国文明网 www.wenming.cn   2010-10-23    来源: 人民日报海外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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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从1959年起,在30年漫长期间,中苏论战、对抗,甚至武装冲突,但双方对对方基本上仍维持着“同志”称呼,不过遇到很多尴尬情况。

  同志的尴尬

    激烈论战,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列主义,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,早已把对方当成名副其实的敌人,哪里还谈得上是“同志”!可是双方似乎都耐着性子,坚持着“同志”称呼。

    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。当年9月11日,周恩来应苏方要求,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,讨论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,特别是边界问题。我作为礼宾工作人员参与安排了那场会见活动。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柯西金,见面第一句话就是:“您好吗?柯西金同志!”

    由于中苏关系中的根本矛盾不可能解决,双方试图改善关系的任何步骤都不可能起多大作用,互相批判、攻击、谩骂并没有停止。中共称苏共领导为“修正主义”、“苏修叛徒”、“新沙皇”、“社会帝国主义”等,苏方则回敬中共为“教条主义”、“毛主义”、“毛分子”、“军事封建专政”等。

    尽管如此,中共、苏共都是执政党,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,谁也没有把对方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,从理论上讲,大家仍是“同志”。

    职务称呼

    在这段漫长的困难时期,彼此的外交人员内心里早已不把对方看成同志。那些年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,常常称对方的职务,以便避开“同志”称谓。称职务,在中文中显得很尊重对方,可是按照俄语语法,是讲不通的。尽管如此,我们始终没称呼过苏联人为“先生”。可是苏方的一些外交官却忍不住了,据当时我驻印尼使馆报告,1962年元旦,苏联驻印尼使馆参赞库兹涅佐夫,在向我外交人员发送的元旦贺片上,首次称我外交官为“先生”。从此时起,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驻外使馆,在对我外交人员称呼上是混乱时期,一会儿“同志”,一会儿“先生”。

    国庆贺电

    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领导人,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,是国际上惯常的外交礼节。这是友好的表示,友谊的象征。

    由于中苏两党论战的升级,在双方媒体上指名道姓批判对方领导人的文章随处可见。在这种情况下,再称同志,确实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协调。因而,每年一度互致国庆贺电,怎么称呼对方,就成为令人伤脑筋的事。

    1963年,苏联方面首先采取了一项违反国际惯例的举动:对中国国庆的贺电,不以领导人的名义,改为由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向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祝贺。苏联方面采取降格做法,显然是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满,从技术上讲,避开了称呼“同志”的不便。那年9月30日,中国外交部收到苏联祝贺中国国庆14周年的贺电,抬头为:

   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    落款为:

   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、苏联部长会议

    按照国际惯例,收到贺电后受电方应复电表示感谢,于是周恩来总理批示:“复电照来电不署人名”。此后,中苏以及中国同当时苏联集团其他国家,便以这种尴尬的方式互相祝贺对方的国庆节了。

    毛泽东生日

    尽管国庆贺电避开了“同志”称呼,可是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寿辰,按照习惯,需要祝贺生日,贺信怎么称呼?苏方经过再三斟酌,还是采取了以往的习惯称呼“同志”。

    当年12月25日,苏联头号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祝贺毛主席70岁生日的贺信中,仍称“毛泽东同志”,并祝他“健康长寿”,引起世界媒体广泛关注。挪威一家报纸就此报道说“赫(鲁晓夫)希望毛长寿”。

    大体上可以说,从中苏关系恶化直到苏联解体,两国外交人员在北京和莫斯科,一直是苦苦坚持着“底线”:仍以“同志”相称,不称“先生”。(马保奉 作者: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)

(责任编辑: 姜俊吉 )